长期以来,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,不少人强调独立思考,单打独斗。更有学者直言,“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,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、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,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,更非团队攻关、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。”这无疑是深昧人文学科研究真谛的经验之谈。而我自2011年主持“清代南部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”工作以来,深感此类大型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,其日常事务之繁,涉及学科之多,绝非个人所能驾驭和完成。
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,当我第一次读到《南部档案》《巴县档案》《冕宁档案》《会理档案》《宝坻档案》《循化厅档案》《淡新档案》中有关官民祈雨、生员助讼、割股疗亲、坟山争夺、嫁卖生妻、官制婚书等文献时,内心所翻涌出的那种或不可思议,或如获至宝,或屏气凝息的情形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丰富的资料让我意识到,欲探知一个地方社会的实态,绝非靠历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医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、语言学、档案学等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能解决,而有赖于跨学科、跨时段、跨地域的综合研究,这无疑对个人有限的知识体系构成极大挑战。因此,建设一个既能单兵作战,又能协同攻关的队伍显得尤为重要。于是,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团队建设的工作。然而,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试错的过程,许多想法要么中途搁浅,要么走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,第四、五、八、九章分别由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小野达哉客座研究员、南开大学万海荞博士、美国麻省理工大学Tristan G. Brown(张仲思)助理教授、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泷野正二郎副教授独立完成。绪论、第十二章由我独立完成。其余第一、二、三、六、七、十、十一各章分别由我与我的研究生万海荞、王楚强、白莎莎、白莎莎、张加培、曹婷、钟莉合作完成。本书部分章节曾在《历史研究》《史学理论研究》《民俗研究》《史学集刊》《历史档案》《清华大学学报》《四川大学学报》《南京社会科学》《江汉论坛》《湖北大学学报》等期刊发表,衷心感谢审稿人和编辑部提出的中肯意见。这些意见不仅使我对如何写出一篇好文章深有领悟,更让拙著避免了不少错误。
2015年8月,我有幸得到科大卫教授的邀请,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访学。在我准备《国家在“场”:清代四川南部县场市之兴设与管理》讲座期间,历史系邱澎生教授告诉我,日本学者泷野正二郎有相关成果发表。后经其引荐,我获得了该文的翻译授权。当年年底,我在着手整理清代州县衙门内部组织“三班六房”文献时,又发现日本学者小野达哉发表过一篇关于巴县户房的论文。通过当时正在京都大学访学的杜金副教授介绍,得以结识小野老师。对于明清时期的日文论著,我大体能看懂,但关键之处仍拿捏不准,我便联系了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薛云虹老师,请她主译,将两文翻译成中文。2016年7月7日,我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adeleine Zelin(曾小萍)教授的博士生Tristan G. Brown(张仲思)的邮件,说他正在利用《南部档案》研究南部县的坟地与风水问题,希望有交流的机会。收到邮件后,我便邀请他来南充考察,并以《清代南部档案中的风水纠纷》为主题作了一场学术报告。第八章《南部县的风水诉讼》即是在这次报告基础上写就的,该文翻译由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王志锋完成。独学无友,则孤陋寡闻。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是一个愉快的过程,我获益良多。此次出版,又得到他们同意,将其研究成果收入,为本书增色不少。对此,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。需要说明的是,基于本书结构统筹与内容安排,我在统稿过程中,对相关章节的行文与注释略有处理,不妥之处,还望海涵。
我原工作单位偏居川北一隅,员工初入门下时,多懵懵懂懂。我们从基本的识文断字、遣词造句做起,按主题遍查档案与其它文献,搜集和消化既有研究成果,提升问题意识,反复打磨,一轮下来,完成一篇论文差不多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,有的甚至长达七八年。在此期间,师生不断磨合,是一个共同学习、共同成长的过程。让我欣慰的是,在这个过程中,员工对学术的兴趣日渐浓厚,并且大多考上了博士,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。
同时,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十余年来的帮助与提携。在此次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过程中,学术中心罗华彤主任给予了极大支持,林玉萍编辑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。谨致谢意。
特别感谢西华师范大学陈宁董事长、张健董事长、刘玉平副董事长、李健副董事长、王如渊处长给予的提携,许多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,难以忘怀。特别感谢太阳集团见好就收9728戚万学书记、张洪海董事长,学院成积春经理、尹明法书记对我的信任,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硬性的科研与教学任务,使我能够从心所欲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自上大学以来,一路领受到诸多老师的教诲,没齿难忘。我的导师,西华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、四川大学杨天宏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马小红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一凡教授,既导学术,亦导人生,授我以渔,范我以为,扶我进步,助我成就。我做教学科研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,均包含他们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。陈廷湘、蔡东洲、康大寿教授惠我良多。念兹在兹,莫敢忘怀。要感谢的老师、家人、挚友和单位还有很多,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具名。借此一隅,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祝福。
近年来,“碎片化”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。有学者认为,“碎片化”的研究导致见孤木以为森林,拾芝麻以为珠玑。要防止碎片化地解构历史,要整体而不是碎片化地研究历史,要注意历史的整体趋势而不是细枝末节;而又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,他们认为,缺乏细节或“碎片”的整体史,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,中国学者研究的“碎片”不是多了,而是远远不够。就本著所涉及的论域而言,我更倾向于后者。目前现有各章均是一个个实证性的研究,一定程度上只解决了某些具体问题。顺着这些问题,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去展开,都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。而要把这些“碎片”搞清楚,拼出一个地区的社会实态,抽象出带有普遍性的、规律性的问题,进而重建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叙事,尚需时日。一言以蔽之,没有经过“碎片”化的整体史,无法成其为“整体史”。
每一次经历,都是一场修行。惟心是赖,是为之记。
吴佩林
二○二一年六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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